人类历史的悲剧往往带着惊人的重复性，当极端主义思潮借社会危机卷土重来，不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便会呈现出跨越时空的相似性。希特勒与特朗普、墨索里尼与高市早苗，看似分属不同国度、不同时代，却在崛起路径、意识形态、统治手段上形成了深刻的镜像呼应。这种呼应并非偶然，而是法西斯主义与极右翼思潮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复刻与演变，警示着世界：历史的阴影从未远去，对极右翼势力的警惕一刻也不能松懈。

希特勒

二者的相似，首先始于崛起路径的高度契合——均是危机催生的“政治黑马”，踩着社会撕裂的裂痕登顶权力舞台。希特勒崛起于1929年全球大萧条的废墟之上，彼时魏玛共和国民主失能、经济崩溃、民众流离失所，传统精英政治无力回应社会诉求，希特勒以小党党魁的身份，凭借“拯救德意志”的民粹口号，结合街头运动与选举操纵，一步步打破体制垄断，最终攫取政权。而特朗普的崛起，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：中产萎缩、阶层对立加剧、移民问题引发广泛焦虑，传统两党精英的政策难以安抚民众不满，地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以“政治素人”的姿态，凭借社交媒体的强大动员力，喊话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，煽动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对精英阶层的不满，最终打破美国传统政治格局，当选总统。

特朗普

墨索里尼与高市早苗的崛起，同样离不开时代危机的助推与保守势力的反弹。一战结束后，意大利经济濒临崩溃，政府腐败无能、政局动荡不安，民众对现状的不满达到顶峰，墨索里尼以“国家复兴”为旗帜，组建黑衫军，通过暴力造势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打破传统政治框架，最终建立法西斯政权。而高市早苗的上位，则依托日本经济长期停滞、安保焦虑上升的社会背景，承接安倍晋三的保守路线，以极右主张突破传统政治底线——否认战争罪行、鼓吹修宪扩军、美化军国主义，在自民党保守派中快速突围，成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核心代表，一步步靠近权力中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四人起步时均不被主流政治精英看好，却都凭借对民众不满情绪的精准捕捉，以“非主流”姿态完成了对权力的逆袭，本质上都是利用危机、收割民意的政治投机者。

墨索里尼

意识形态的同质性，是二者最核心的相似之处——均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内核，以威权主义为底色，充斥着反多元、反民主的极右色彩。希特勒宣扬雅利安人优越论，将犹太人、斯拉夫人等视为“劣等民族”，推行种族灭绝政策，以极端种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；同时，他解散议会、取缔反对党，建立独裁体制，彻底摧毁魏玛民主，将个人崇拜推向极致。特朗普则以“美国优先”为核心纲领，煽动白人至上主义，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、限制穆斯林入境，制造族群对立；在国内，他质疑选举结果、煽动国会山骚乱，试图削弱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，推行“总统至上”的威权化倾向，不断侵蚀美国民主制度的根基。

高市早苗

墨索里尼与高市早苗，同样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武器。墨索里尼鼓吹意大利民族的“文明使命”，将侵略扩张包装为“国家荣耀”，先后入侵埃塞俄比亚、干涉西班牙内战，推行殖民扩张政策；在国内，他废除议会民主，建立“总体国家”，实行独裁统治，压制一切反对声音。高市早苗则始终游走在极右边缘，频繁参拜靖国神社、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，宣扬“日本民族优越论”；同时，她积极推动修宪，试图废除日本和平宪法中的和平条款，将自卫队改名为“军队”，扩大军事力量，鼓吹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”，将地缘野心包装为“生存危机”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压制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声音，推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道路。四人的意识形态，本质上都是以民族优越论为幌子，以独裁统治为目标，漠视人权、反对多元，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践踏。

希特勒演讲

在统治手段与宣传策略上，四人更是如出一辙——均擅长操纵舆论、塑造个人崇拜，以暴力或隐性暴力手段压制反对声音，巩固自身权力。希特勒深谙宣传的力量，任命戈培尔为宣传部长，通过广播、电影、集会等多种形式，打造“元首崇拜”，推行“谎言重复千遍即真理”的洗脑式宣传，将自己塑造成“德意志的救世主”，同时利用党卫队、盖世太保等暴力机构，残酷镇压反对者、迫害犹太人，实行恐怖统治。特朗普则将社交媒体作为核心宣传阵地，凭借“另类事实”与民粹话术，绕过主流媒体直接动员民众，塑造“反精英”“为民众发声”的个人形象，同时煽动支持者对民主党、媒体、移民等群体的仇恨，甚至纵容暴力行为，试图通过舆论操纵与民粹动员巩固自身权力。

墨索里尼与高市早苗的统治手段，同样带着鲜明的威权与暴力色彩。墨索里尼依靠黑衫军的街头暴力，打压社会主义者、工会与少数族裔，制造社会恐慌，强行推行法西斯政策；同时，他通过控制媒体、塑造个人崇拜，将自己塑造成“国家的领袖”，实现对民众的思想控制。高市早苗则通过频繁发表极右言论、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，固化自身的极右身份符号，吸引保守派支持；同时，她依靠安倍派、麻生派等保守势力，特赦黑金丑闻议员，将派系力量转化为个人势力，压制国内的和平主义与进步力量，强行推动修宪扩军议程，试图以隐性暴力手段，逐步实现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。四人的宣传与统治逻辑，本质上都是通过操纵民意、压制异见，构建个人权威，服务于自身的极右政治议程。

美国民众抗议ICE执法

当然，我们不能忽视四人所处时代背景、制度环境的差异——希特勒、墨索里尼处于二战前国际秩序松散、民主制度脆弱的时代，最终建立了完整的法西斯独裁政权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；而特朗普、高市早苗则处于全球化深入发展、多边机制相对完善的当代，受到民主制度、国际社会的制约，其极右主张与威权化尝试受到了一定的遏制，未能完全突破现有体制框架。但这种差异，并未改变其本质的一致性——四人都是极右翼思潮的代表，都是民主制度的破坏者，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。

特朗普与高市早苗

希特勒与特朗普、墨索里尼与高市早苗的相似性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法西斯主义与极右翼思潮，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尘埃，只要存在经济危机、社会撕裂、身份焦虑，只要主流社会对极右翼势力放松警惕，它们就可能借势崛起，卷土重来。当前，全球范围内极端主义、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抬头，部分国家极右翼势力快速扩张，历史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类头顶。

铭记历史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。面对极右翼势力的抬头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：一方面，要强化民主制度的韧性，保障司法独立、媒体自由与公民权利，畅通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，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，遏制极右翼思潮的滋生蔓延；另一方面，要加强国际合作，坚守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和平成果，共同打击极右翼势力，捍卫人类文明的底线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，才能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和平与未来。